
在1951年之前,上海的妓院是合法的,巡捕房派人管理,老鸨收钱,人贩子卖人,嫖客付账,税务还抽成,这形成一条完整的生意链,不是地下黑产,而是明面上的“花捐”财政,最底层的那些女人大多是苏北闹饥荒逃来的,几块大洋就被拐走,签了卖身契,欠债一辈子,她们得了性病后没药医治,只能用烧红的铁条烫疮口,撒盐和矾粉敷伤口,那时叫“烂人”,这不是骂人的话,是身上真的烂了,皮肉溃开,流脓流血。
1951年11月25号晚上,上海公安采取行动,关闭了七十二家还在营业的妓院,把五百零一名妇女送到通州路四一八号,那里原本是个游民教养所,当时国家刚刚成立,粮食供应紧张,不少工厂停工,抗美援朝前线急需各类物资,青霉素比黄金还贵,一针就要用一两金子来换,治疗一个晚期梅毒病人需要花费三两多金子,但陈毅批准动用战略储备的青霉素,前后七年投入十八万元,全部用于救治这些女性,这不是施舍,而是抢时间挽救生命。
她们进去的头一天,没人叫她们干活,也没人训话,先做了体检,洗了澡,领了新衣服,一个月后开了控诉会,五个老鸨戴着手铐站在台上,五百多个女人轮流站起来讲自己挨过的打、被烙的铁、被迫打掉的孩子,哭声持续了两个小时,民政局长曹漫之站在台下,一句话没说,就那么站着,更关键的是,工作人员把她们在外头流落的孩子一个个接回来,放在所里的托儿所里,这不是做样子,是第一次承认她们是母亲,不是失德妇女。
从1953年起开始分批安排出路,一部分人留在上海进了纺织厂,她们第一次拿到自己挣的工资,有人蹲在地上哭起来,说这是自己挣的第一笔干净钱,到了1955年春天,一列火车往西开,车上坐着九百多个女人,都穿着绿军装,外面敲锣打鼓送行,别人还以为她们是支边青年,其实她们去了新疆,后来官方记录再没提过这事,还有人被分到皖南白茅岭和甘肃农场,到1958年为止,七千人都安置完了,没人再说她们以前的身份,她们成了棉纺女工、农场职工,或是回乡种地的农妇,有个叫“苏北姑娘”的人,退休前说过一句话,她说自己见过浑身没一块好肉的人,在那儿,被人当人看。
通州路四一八号在一九五九年关闭,原址现在建起了商品房,到了二零二零年代,有人去寻访当年的幸存者,大多数人闭口不谈过去的事,但一提到当年负责管理的干部名字,他们的眼睛忽然亮了一下,同期在台湾和香港地区,没有推行过这种系统性的改造行动,大陆的这次做法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很少见,如今到了二零二六年,有些地方扫黄时还在喊着“净化社会”的口号,抓完人就结束,没有提供医疗帮助、安置措施或工作安排,当年的那套流程,现在好像已经没人记得了。
有人问这些女人后来怎么都不说话,可能不是她们忘记了,是觉得说了也没用,当年救她们的药是用抗美援朝的储备换来的,发给她们的第一件衣服是洗干净了的太原股票配资,孩子接回来那天托儿所门口还摆了糖,这些事太具体也太沉重,讲出来反而像是在指责谁,她们只是想安静地过日子,不再被别人当作“烂人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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